上世纪80年代的生态运动，直接挑战传统发展观，并从哲学上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理性反思与批判，催生与推动了新发展观的形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就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充分回应。

本世纪最初的十来年，陕西省北部、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生态脆弱和欠发展的榆阳区，进行了探索生态发展的“榆阳实践”，并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开启和形成了唯一的西部地区改革试点“榆阳模式”，其由于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系列改革、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成果显著，成为全国首批先进典型。从“榆阳实践”到新时代“榆阳模式”的生成逻辑可以看出，榆阳以文化生态视角开掘出了“榆阳模式”的特质与启示。

“榆阳模式”体现了从一种历史自觉与时代实践，到一种文化自觉和价值观的重塑

榆阳区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陕北黄土高原过度地带，属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榆阳人最先体会到了忽视自然的态度及做法带来的恶果，是早期“治沙治土”到以水土保持为主工程的代表。但即使如此，榆阳人仍频繁遭受自然灾害、生态群落结构不稳定、生态效益低下的困扰。

从2010年9月起，榆阳区委、区政府新班子就任后，通过深入基层走访调研与查阅资料，深刻反思以往的发展思维与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榆阳实践”步伐迈出之际，已经先于有关部门政策的出台了。2013年9月，榆阳区启动赵家峁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从一个村起步，因地制宜、全域推进，榆阳区最终探索出三条路径，形成“榆阳模式”，走向全国。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在发给榆阳区的邀请函中曾写道：“榆阳区作为第二批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改革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效突出，取得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推广价值……”

从文化生态视角来看，“榆阳模式”启示我们：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紧密联系，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种新价值观，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奉献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可接受性关系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把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际、社区乃至整个宇宙，都视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内容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榆阳模式”的形成逻辑在于：不仅仅是刻意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存留，更是对黄土文化与游牧文化特性及融合价值的再评估，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区域协同发展与共同富裕

榆林处于游牧文化和黄土文化的过渡地带，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与游牧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在不断的冲突碰撞与民族融合中，熔铸成一个特色鲜明的文化生态系统。榆阳所在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承载着一种最深沉的价值追求，随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更加凸显其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彰显了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主体性，其历史、文化价值重大。

“榆阳模式”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由点带面，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产权关系，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利益共同体，把贫困户全部纳入合作社，变单家独户脱贫为抱团发展脱贫，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特别是户族代表制在产权制度改革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也证明，那种乡村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面对村落凋敝、农民贫困的处境，让村民们生发起了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从而走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这种情理与法理融合下的公私协力、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诉求，充分反映了“榆阳模式”在新时代具有其特殊重要性、组织功能性和底色独特性。其形成逻辑在于，不仅是刻意对传统文化的存留，更是对黄土文化与游牧文化特性及融合价值的再评估，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区域协同发展与共同富裕。

“榆阳模式”揭示了经济与文化必须同步发展，良性的文化生态秩序，是驱动一个区域协同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众所周知，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矛盾。前些年我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中，部分地区忽略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态问题，过分强调区域产业功能和经济结构布局，忽略社会结构统筹，陷入了文化沙漠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新的社会文化实践范式，以文化联通注入合作新模式，以文化发展创造经济新模式，以文化生态稳定事业新模式。

榆阳区自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工作以来，坚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制定“123567”工作法，打造19个实践所、317个实践站、31个示范站，挂牌建设4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组建志愿服务队596支，深入开展“微讲堂”“帮帮团”等“五个一”行动，重点实施“百千万”工程，累计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1430余场，切实做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着力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榆阳模式”启示我们，评估一个区域的文化生态，经济与文化必须同步发展，文化生态内部各种文化形态之间，也存在着一个结构平衡，应该搞好宏观调控和指导，避免文化产业布局结构趋同，避免一哄而上地进行“产业链升级”。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发展转型，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创新，引发了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牵引了这一理念在波澜壮阔的大国实践中的不断升华，拓展和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推动我们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目标开始了新的巨大变化。

当今世界，由于疫情的暴发，让我们再次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事实证明，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需要新的文化价值观的重塑与驱动，其标志性的变化，就是乡村自治下的新型集体经济，榆阳模式提供了较好的样本。它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在于，一是对新文化及发展价值观的重塑;二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留存传承与对地域主流文化融合特性的再评估;三是在对经济与文化平衡、文化生态平衡等现代性逻辑超越中，呈现出了在新时代特有的启示意义。(石杰)

关键词： 榆阳模式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乡村振兴 游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