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作为全球最高层面分工的表现形式，既是“国之重器”和国家最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破坏力极强的系统性风险极易滋生的重要领域。中国要实现由制造业与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亟需通过深化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金融业高质量建立在制造业竞争优势稳固、贸易价值链不断提升以及主动掌握金融安全的基础上。进而锻造能够有效维护中国经济主导权和国际金融秩序变迁主动权的“金融资本力”。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有关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的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并就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等做出了战略部署。

透过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金融本质、金融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系列论述，可以发现，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无法逆转的逻辑框架下，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切换，随着中国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迈进，中国必须站在全球金融竞争与国内经济安全尤其是关乎中国全球分工地位的战略视角，来审视金融这个极为复杂系统的本质，审视其在国家发展与国际坐标系上的重要地位。绝不能局限于以比较静态的眼光来看待现代金融，亦不能简单搬用国际上有关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的相关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

再结合2019年1月17日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相关表述，可以发现，金融直觉日渐敏锐的中国决策层与监管层，既重视对既有国际金融中心相关要素与指标体系的研究，更重视基于中国国情，以人民币为杠杆，谋求在本轮漫长的全球金融体系变迁中谋求中国应有的角色。例如，根据上述行动计划，到2020年，上海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基本形成公平法治、创新高效、透明开放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这预示着上海必须建成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支付清算中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进而成为全球重要的资产定价与财富配置中心。换句话说，上海必须建成现代化金融体系与多层次的发达资本市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与纽约、伦敦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展开竞争。显然，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诸多约束条件，且有些约束条件还可能是一时难以破解的。因此，无论是中国深化金融改革，还是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既是重大理论命题，更是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

梳理近年来摆在中国金融业者面前的改革清单或曰攻坚克难清单，大致有如下艰深命题需要破解：一是在愈加不确定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中，中国如何以深层次的金融开放来提升金融竞争力，确保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二是如何构建弹性且稳固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证券体系、保险体系以及基于新技术驱动的新金融体系;三是如何培育能够主动参与全球竞争的金融力量工具，即能够与华尔街金融资本抗衡的超级金融机构或中介机构;四是如何打通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渠道，防止金融败德行为泛滥;五是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金融作为国家重要核心竞争力的资产定价与财富增值效应。

毋庸置疑，上述每一项清单都是蕴含着诸多约束条件的高难度命题，同时也是中国在迈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坎。至于相关求解路径，既有赖于决策层基于金融监管与改革实践经验的不断累积引致金融本领的不断提升，又来源于包括国务院金融委在内的决策层建立与金融市场的有效沟通机制，以更加广泛地听取金融市场的声音，更好地发挥专家学者在金融决策中的作用。正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不能指望美联储官员教我们如何稳定汇率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样。本质上没有金融改革与监管参照系的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智慧，来求解复杂金融系统中不断衍生的难题。何况即便是拥有全球最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美国，也在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出预测不精准、恐慌情绪发酵以及修复金融危机的信心不足，等等。因为金融危机的重要特点在于其爆发时间的不确定性，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对经济系统的破坏性。尽管早就有人指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内部监察报告在2006年就准确识别出了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诸多风险因素，但在诸多大牌经济学家均认为美国经济体系是坚固且有足够弹性的背景下，过于自信的SEC并没有运用监管权力引导金融机构降低风险。而所有懂得金融危机发生机理的人都知道，金融危机本质上都与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有密切关联。而2008年度的那场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创新与发展的两面性越发表现得明显。如果一国金融深化过度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来支撑，则在实体经济绩效未能同步提高的情况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将难以避免。因此，加强对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固然十分重要，但真正有效的稳定机制在于：告别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彻底走出信贷扩张支撑经济信心的怪圈，广泛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禀赋，真正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一言以蔽之，通过改革提高资本回报率，强化既有金融稳定机制，才能实现中长期金融稳定。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一体化的时代，已深度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金融业，还需随时关注来自内部与外部市场的各种压力与冲击。迄今为止，中国的金融体系尚未真正经受过如下几个方面的重大考验：一是既有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大面积爆发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二是未来可能爆发的下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系统可能产生的重大冲击;三是人民币高度国际化之后，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重要担保人应尽的全球责任与风险防范能力持续供给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

金融作为全球最高层面分工的表现形式，既是“国之重器”和国家最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破坏力极强的系统性风险极易滋生的重要领域。中国要实现由制造业与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亟需通过深化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金融业高质量建立在制造业竞争优势稳固、贸易价值链不断提升以及主动掌握金融安全的基础上。进而锻造能够有效维护中国经济主导权和国际金融秩序变迁主动权的“金融资本力”。

就金融监管而言，无论是对系统性金融机构安全边际的密切关注，还是对核心金融信息的管控以及监测系统的统筹协调，乃至应对突发金融事件的快速反应等，都还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及技术保障。而如何做到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有效协调，防止不同部门之间在政策目标上出现的不一致，避免不同行业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校正监管政策在执行与传导中出现的偏差，更是中国构建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的重中之重。

就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而言，不能简单执行适度宽信用政策，而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通过适当的产业规制改革，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发展的准入门槛，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的盈利空间和投资回报;同时还要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相关指标，控制经济金融化的边界，持续整固制造业竞争力，这是构建适应于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的弹性金融体系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

最后，在全球金融格局面临大洗牌的历史时期，中国迫切需要总结以往金融发展的经验，镜鉴美欧金融业教训，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生态，以尽早成为能全方位参与全球顶层金融分工的种子选手。为此，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中国金融改革，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开放和加强资本跨境监管的同时，当以培育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核心竞争能力为突破口，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懂得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又有很强的国际沟通能力且善于表达中国主张的战略金融人才为杠杆为依托，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配置能力。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尤其要培育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声望机制，着力提升国外市场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偏好，引导人民币深度介入到全球各个层次的资产定价与交易体系中。形成以人民币为核心金融符号，经由市场化操作形成组合影响力，即“金融资本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关键词： 金融业